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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四个基点 ——The Four Basic Points of Ideological Discourse Power 作
者：
李宏伟
作者简介：
李宏伟，首都师范大学 初等教育学院，北京 100048 李宏伟(1982- )，男，山东沂源人，哲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讲师。
原发信息：
《理论月刊》(武汉)2016 年第 20161 期 第 27-32 页
内容提要：
意识形态话语权主要指统治者借由语言文字所表达的执政理念、政策、法规能被听众(被统治者)所接受、所认可、所遵从、所信奉。从讲话者、讲话内容、听众这三个维度出发，实现意识形态话语权要把握四个方面内容：唯实、为民、未来、畏言。具体而言，实事求是是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信任底线，为民服务是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价值诉求，面向未来是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战略导向，敬畏语言是意识形态话语权的自觉自省。
The Four Basic Points of Ideological Discourse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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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
意识形态/话语权/实事求是/敬畏语言
期刊名称：
《思想政治教育》 复印期号：
2016 年 04 期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6)01-0027-06
[DOI 编号]10.14180/j.cnki.1004-0544.2016.01.005
当前，意识形态工作已成为政界、教育界、文艺界的聚焦点。①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核心是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而何为意识形态话语权？分解来看，意识形态的核心要义是指以统治阶级的利益——权力为基础并用以维护社会运行的观念体系。话语权即为说话的权利，涉及四个维度：有人说、有人听、有人信、有人行。合二为一，意识形态话语权主要指统治者借由语言文字所表达的执政理念、政策、法规能被听众(被统治者)所接受、所认可、所遵从、所信奉。本文从讲话者、讲话内容、听众这三个维度出发。认为实现意识形态话语权要把握四个基点：唯实、为民、未来、畏言。
1 唯实：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信任底线
民无信不立，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底线是取信于民，而取信于民的关键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实质与核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精髓。坚持实事求是就要讲真话、讲实话，“毛泽东同志以前说过：为了坚持真理，为了实事求是，为了说老实话，应该有‘五不怕’，这就是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毛泽东：这是对男的说的，对女的说是不怕老公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准备了这‘五不怕’，什么话也敢讲，就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1](P439)
然而，在意识形态工作中做到实事求是，需要正面意识形态内隐的第一个悖论——意识形态是事实与虚构、公开与遮蔽的共存体。一方面，意识形态具有客观基础。意识形态得以呈现的观念、话语具有现实的物质基础，意识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另一方面，意识形态具有虚假性。每个人的思想、意识都有一定的主观色彩，人类能够在思维中能动地构筑观念客体，甚至“虚构”出理想的、幻想的世界。在意识形态的理论建构中，统治者为了提高自身形象、强化政策的执行力度，总是赋予意识形态一定的阶级意志，“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有意识地、但是以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推动他行动的真正动力始终是他所不知道的，否则这就不是意识形态的过程了。”[2](P94)或遮掩现实的物质条件，或美化未来的理想愿景，意识形态总能虚假地解决观念与现实的冲突和矛盾，把二者转变成一种假定的和谐状态。在意识形态的标榜性话语体系中，听众的注意焦点易被诱导。听众选择性的记住了一些东西，也不假思索的舍弃了其他东西。换言之，在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中，想让被统治者知道的东西便极力予以呈现，不想让其知道的东西便予以舍弃。
而在是与非、真与假、实与虚的博弈之中，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实现面临重重阻力。阻力之一就是意识形态作为人为的选择性话语体系，但选择性的尺度并不好把握，“既要说出它所代表的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宣布这种利益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又要竭力掩蔽这种根本利益，把人们的注意转向细节或其他问题上。”[3](P136)况且听众的“耳朵”也愈发敏感、挑剔，“随着人们历史创造活动的扩大和深入，作为自觉的历史活动家的人
们群众在数量上必定增多起来。”[4](P414)加之身处后现代语境之中，反权威、反中心的思想倾向更是给宏大叙事的意识形态带来巨大冲击。若意识形态话语仍然好大喜功，甚至虚张声势，动辄就是“紧迫性”“必要性”“创新性”等形式主义的文辞堆积，必将遭到民众的排斥。随着自媒体时代的到来，每一个人都是话语的制造者，每一个人都在别出心裁的发声、造势，来展示自己的存在、吸引观众的眼球。这无疑又削弱了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话语权。
大道至简，“奥卡姆剃刀”提醒世人“若无必要，勿增实体”。实现意识形态话语权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还原事情真相、回到事物元像。意识形态的话语表述中，人为的屏蔽往往阻隔了观众的接受心理，让事实说话最有力量。信息化时代，知识碎片化、信息多样化，快餐阅读中的直观愉悦逐渐挤占理性启蒙。为了在多元的文化消费中占有一席之地，这就更需要意识形态勇于去蔽化。如果说遮蔽下的意识形态话语是“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哪些话需要变着花样说”，那么去蔽下的意识形态话语则是“哪些话还没说、哪些话说错了、哪些话还没说透”。对于遮遮掩掩、声东击西、微言大义的文风、话风，着实需要反思与改进。“这就要求我们的文件、讲话和文章，力求反映事物的本来面目，分析问题要客观、全面，既要指出现象，更要弄清本质；阐述对策要具体、实在，要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要实事求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是则是、非则非，不夸大成绩，不掩饰问题。”[5]统治者能够阳谋而不阴谋、阳光而不暗箱、制度而不权术，实事求是，公开透明，自然会赢得民众的信任与支
持。“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6](P307)例如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令人欣喜，1.6 万多字的报告中“公开”一词出现 24 次，明确指出：“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原则，推进决策公开、执行公开、管理公开、服务公开、结果公开。”
2 为民：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价值诉求
意识形态具有阶级性，“代表谁、依靠谁、为了谁”是意识形态工作的价值诉求。一般而言，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执政党)政治理念的集中表现。从逻辑上说，任何执政党(统治者)的产生和存在都有其意识形态前提，意识形态能凝聚力量、是前进方向、是整体形象。意识形态的出发点是统治阶级的权力和利益，但在价值诉求上又不得不考虑被统治阶级(民众)的利益，正所谓“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这就出现了意识形态的第二个悖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利益博弈。在意识形态的理论框架中，少数人预设了社会发展道路，多数人的利益、道路受到少数人的意志左右。但意识形态若只代表少数统治者的利益，对于被统治的多数人来说，社会“共同体”就是“虚假”的、“虚幻”的，马克思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此用“虚假的共同体”予以揭露。
实事求是地讲，当今言及“为民”之类的语词往往流于口号，如“以人为本”“为人民服务”“群众路线”等，这实际上背离了意识形态的本意，致使意识形态概念越来越有贬义色彩。意识形态概念创始之初，实为
中性概念，兼有集体主义情怀。如意识形态概念的首创者特拉西认为，意识形态理论是一门负有使命的学问，目标是为公民服务，使社会与政治秩序根据不同阶层的需要与愿望加以合理安排。美国社会学家华尔泽也认为，意识形态的功能之一就是作为处理、整合冲突的工具。就积极意义而言，意识形态不仅向人们提供用于指导世界观的信仰体系，还能掩盖或转化不同社会群体因利益竞争而积累的各种矛盾，由此而凝聚社会意识共识。个人是意识形态的构成要素，意识形态赋予个人不同职能。“意识形态的功能是提出主体的社会现实的边界条件。它不是单纯地导致错误认识和无知，而是使主体介入持续的包容与排斥的过程。对是什么、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可能的等问题下定义。”[7](P89)有鉴于此，华特金斯将“全民性”看成是现代意识形态的一个特征，“自觉地唤起民众，强调民众是进步与意识形态胜利之后的最终受益者，进一步显示了现代意识形态的革命特征。与历史的任何运动相比，现代意识形态运动由于宣称权威的合法基础是民众的赞同，因而是史无前例的从根本上属于民众的运动。”[8](P5)于是，执政党意识形态话语权的获得必须纳入“全民性”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之中。如果说统治阶级(执政党)自身的利益诉求是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出发点，那么被统治阶级、普通民众的利益追求则是意识形态话语权真正实现与否的法门。
前文曾指出意识形态的遮蔽性，这实质也是如何摆放官与民的关系问题。不相信民众能同舟共济、不相信民众能明辨是非、不相信民众能理性抉择，怕民众会乱、怕民众会反、怕民众知情、怕民众失信……就会出现
意识形态的遮蔽性。其实，信任是互相的，出于不信任听众的逻辑前提，无论怎么苦口婆心地宣教、炉火纯青地演绎，都难以赢得听众的真诚信任、信服。尤其是在信息获取手段、数量、质量均不对等的情况下，政府更要满足民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互联网时代，真实信息的拥有者意味着实际利益的获得者，但在官与民的信息、利益分配中，“必须要尽力避免两个极端，一是尽量避免像毛泽东晚年那样，为了保证群体利益的最大程度的反映，而让意识形态迁就于人数最多的阶级如农民阶级，让知识分子去那里接受所谓的再教育，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此颇有微词；二是尽力避免像西方马克思主义主张的那样，走向精英政治，将意识形态的先进性寄托于具有文化霸权的某些政治或学术精英，而将此与人数众多的工人阶级或农民阶级的真实的经验生活相脱离。这又是毛泽东最反对的。”[9]
“为民”的实质是意识形态的内容指向、价值诉求要贴近民生，“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10](P235)同时，“为民”的过程也要注意在意识形态话语表达中的角色问题，即要有对象(听众)意识。“射箭要看靶子，弹琴要看听众，写文章做演说倒可以不看读者不看听众吗？我们和无论什么人做朋友，如果不懂得彼此的心，不知道彼此心里面想些什么东西，能够做成知心朋友吗？”[11](P836)政府官员满口官腔，知识分子满口学究气，意识形态宣教就很难接地气，就很难与民众(老百姓)打成一
片。环顾四周，我们并不缺少意识形态的理论家，而是缺乏把意识形态“内行话”讲给“外行人”(民众)听的演说家。这样就难免形成“话不投机半句多”的局面，“与新社会群体说话，说不上去；与困难群体说话，说不下去；与青年学生说话，说不进去；与老同志说话，给顶了回去。”90 后的个性签名“你若端着，我便无感”提醒我们，老是一副传教士、教师爷的姿态出现，会面目可憎的，也不可能与 90 后的年轻人“一起愉快的玩耍”。“有的人还喜欢以领导者自居，喜欢站在群众之上发号施令，遇事不愿意同群众商量，这实际上是一种狭隘的宗派主义倾向，也是一种最脱离群众的危险倾向。”[12](P214)话语权的真正获得是平等对话、交流，而不是灌输、驯化、惩戒。官与民、上与下的语言沟通、反馈机制打不通，仅凭媒体的转传、代言，意识形态宣教往往沦为空。尤其是随着现代社会民主化程度的提高，以强制力为基础的意识形态管控已逐渐失去市场，各国执政党更加注重以意识形态感召力为核心的软实力建设，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顺势而出。
3 未来：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战略导向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民族要复兴，民众要幸福……所有这些具有上升倾向的力量都需要在意识形态的时间向量中得以协调、共荣。作为上层建筑、国家层面的意识形态是一种以政治信仰、政治设计为核心的信仰体系与实践纲领。面向未来的意识形态因预设了理想的社会秩序难免有乌托邦色彩，但这正是每个理想主义者的希望所在、价值所在。
从人类学本体论角度分析，未来意识是一种专属人的高贵意识，人是一种未竟的存在，是不断展开、不断建构，又不断超越的存在。德国哲学家舍勒看来，人是一个不断开放、不断生成的 X。存在主义教育家雅斯贝尔斯也指出：“只有追求不可能的东西的人才能达到可能的东西。人在企图实现时经受到不可实现性，他才能够实现人所应该完成的任务。”[13](P89)人在现实中的不足和匮乏感往往会在精神意识世界里得到某种替代性满足，借用精神富裕慰藉物质贫困。但基于个人的未来意识容易流变为竞争意识，难免会出现短视、急功近利、个人主义等问题。处于社会共同体层面的意识形态自然要超越个体意识的狭隘性，从整体、全局、长远的立场来设计未来，促进可持续发展。
历史和事实已经证明，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自诞生以来就始终以战略引领的姿态掌握意识形态的话语权。“‘思想家’所以配称为思想家，就是因为他走在自发运动的前面，为它指出道路，善于比其他人更早地解决运动的‘物质因素’自发地遇到的一切理论的、政治的、策略的和组织的问题。”[14](P326)就中国共产党而言，也始终以意识形态的先进性来维护自身在社会发展、领导管理中的话语权。“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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